这个时代不乏大诗人

读+：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是否并非诗歌存在的常态？

唐晓渡：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近30年，中国诗歌积压了太多太大的能量，突然在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中集中爆发，就造成了那股热潮。这当然不能说是诗歌的常态。

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以后，诗人们沉静在喧嚣之后的反思之中，在一种深潜的状态写作，受众也没有疯狂地追随，回头来看，当代诗歌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大多诞生于那个时期，这种状态就要正常得多。

真正的“常态”更多取决于诗人的定力。北岛曾在最不常态的情况下写过一句最常态的诗。他说：“不，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读+：在您看来，新世纪的中国诗歌有没有什么可喜的现象？

唐晓渡：有啊。比如写长诗的诗人越来越多，而真正有份量的长诗作品也络绎不绝。随手可举的例子就有杨炼的《叙事诗》、欧阳江河的《凤凰》等等。长诗的繁荣始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现象的长盛不衰可以称得上诗歌对历史的某种对称性的回报，或许还可以算得上当代世界的一个小小奇迹。这些诗不会有很多人去读，但这些作品自身的存在显示了巨大的意义。20年前我曾描述长诗为：巨大的精神奢侈品——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来说都是如此。今天不必说就更加奢侈了。我甚至要问：这个日益功利化、眼球化的时代配得上这种奢侈吗？

一首成功的长诗更像是一种启示性的存在，它启示我们在思想的荒漠中回到诗的本源。

读+：上世纪80年代，诗坛涌现了一批知名度较高的诗人，如北岛、顾城、海子等，但进入新世纪，能被大众津津乐道的诗人寥寥，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唐晓渡：一方面，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多关注时尚文化、消费文化，“娱乐至死”的势头明显。这是一种“散神”的状态。另一方面，真正优秀的诗人更加深潜，专注于自己的诗学问题和意识到的可能性。他们不甚在意读者的接受度，更不会去迎合。

理想的阅读和写作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90年代之后二者之间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不是诗人水准出了问题，而是创作和阅读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读+：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不乏大诗人？

唐晓渡：已故诗人骆一禾在论及诗人昌耀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的悲剧不在于没有大诗人，而在于大诗人很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却看不到。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到了，却拒不承认。更可悲的是不但不承认，还要竭力诋毁……

以诗论诗

唐晓渡的办公室外是京城的一派车水马龙，他闭紧窗户，在电脑前专注地审稿，旁边是一摞摞厚厚的打印稿。见到记者，他礼貌地微笑着说：“请坐一下，马上就好。”

眼前的唐晓渡儒雅随和，声音低沉，言语逻辑清晰。面对记者的提问，他一一认真回答，而且由表及里，分析深刻。因讲得投入，有时，一根烟在手里攥了十几分钟，竟没点燃。

因为有“肚里能撑船”式的大度，诗人芒克喜欢称唐晓渡为“肚子”。访谈中，记者发现，用“肚子”来形容他对诗歌的见解同样合适。谈起诗歌，唐晓渡有太多可说的东西，和他近3小时的谈话，内容涉及诗歌史、文学史、诗学、存在哲学等，这印证了他的一句话：“诗人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知识广博。”

“希望我的批评文章和活动能配得上诗”，唐晓渡说，21世纪后，诗歌网络化、商业化严重，一些诗歌流于空洞和浅薄，对此他不愿直接批评和指责。“义正辞严的姿态不适合诗人”，他希望做到的是呈现另外一种可能，发掘更多真正的诗，去平衡、制约，让喜欢诗的人能有更多选择。这在他看来，这便是以诗歌的方式去评价诗、推动诗。

采访过程中，唐晓渡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邀请他参加一个诗歌活动，他婉言拒绝了。“这确实是个矛盾，花这么多时间做社会活动会影响我的写作，有时让我非常焦虑。”

作为诗歌工作者，唐晓渡对文字表达自然持有严谨的态度。他告诉记者，前一段时间，一家媒体在采访他时断章取义，文章标题篡改了他的本意，这让他相当恼火。“希望你们的采访不致出现类似的问题”，他笑着说。

一个优秀的诗歌工作者，把持言语的严谨、表达的适当，无疑也是他真实性情的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