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喜欢，那就算了”

南都：写作者与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欧阳江河：会跟着时代在成长，但也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我在《53岁生日》这首诗歌当中提到了“退思”这个概念，所以有可能是时代在往前走，而我在“退思”，退出一个具体的空间和时间，让我有更广阔的目光和思想的空间。

所以说与时俱进的步伐要跟上，因为我的好奇、年轻的心态和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决定了我不是一个在象牙塔里读书写作的人。但需要我们警惕的是，诗人自身的思想以及判断力也可能会被时代所左右。所以，我所说的“退思”，一方面紧跟大时代步伐，另一方面一直保持着能够进行诗歌判断和观望的距离。乍看上去，这似乎带有分裂性质的特征。但我认为这样一种进退的节奏是十分重要的，这使得一个诗人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有自己不变的逻辑——保持着理性与非理性，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恰当比例。这种野蛮的、疯狂的元素非常重要，我在《老虎作为成人礼》中也提及，人应该在清醒、优美之余保留一点野性的味道，保持江山野兽的一种格局。

南都：你是怎么看待读者的？你会怎么来处理读者在诗歌创作中的位置？

欧阳江河：读者在写作、阅读、传播生态里面，最好能够分成一些层次来。有些人的诗特别能让读者感动，这很好，但我的长诗是要天然地排除一些消费的读者，它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这就和庞德所说的类似“我当然希望我的诗被人们广泛阅读和喜欢，但是你如果读了不喜欢，那就算了。”

这不是一种高傲，而是对于自己创作的一种清醒认识、一种专业的工作态度。我当然希望人们阅读、喜欢我的诗，但是如果不喜欢，那就算了，不影响我的写作。我对读者的态度是这样，我的诗里面有很多真东西、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东西提供给读者，但是也有可能他们读了觉得不认可，不喜欢，阅读之后不接受我，那也没关系。对于读者，我持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

我特别希望我的诗是写给一些对诗歌文本的难度有期待的、在智力上有挑战性的读者，希望大家不要怀着那种过去三十年所构成的诗歌审美惯性，而是超乎诗歌既有标准之上，能拿出某种带点野蛮的、疯狂的、不知所措的、开放性的阅读态度来读，不要太早地、太过轻盈、太想当然地下定论。朦胧诗刚出现的时候惹恼了一部分高级作者，而现在就不会有人说读不懂。这是个不小的进步。这里面有着三十年中国诗歌进程的成果，是三十年来诗歌语言历史性成熟的表现，最后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语言、媒体语言、政治语言等等，大家都在共享这个三十年来获得的语言成果。我认为诗歌是语言的推进器。我也希望大家在对诗歌的阅读中留出一块空处来，留出一点茫然、不知所措、失败感来，留给我们正在写的诗歌，留给诗的原创性和开放性，以及它的不可测。这是我的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望，不知道能不能成为现实，这不是一种对诗歌的夸奖，而是一种阅读原创性的良好祝愿、期待。真正诗歌好的时代，肯定是写作原创性和阅读原创性的综合。

【欧阳江河领奖答谢辞】

这是我第二次站在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领奖台上。五年前，我曾以长诗《泰姬陵之泪》获“年度诗人”，因为那是一首未完成的诗作，当时我甚感荣幸，又有些惶恐。今年，我以诗集《大是大非》获得“年度杰出作家”，基于评委们对这本诗集的认可及青睐，决定将此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和批评双重进程中极具影响力的奖项授予我，对此，我深感荣耀。我认为，此一文学殊荣，既来自诗歌深处的凝视、聆听、省思，又从诗歌本身溢出，触及更广义的、更辽阔的思想建构和文学写作。能从我所敬仰的作家韩少功先生手中接过这份作家大奖，对于我这样一个从事诗歌写作已有35年的诗人而言，无疑是格外沉甸甸的。我想在此表达我对诸位评委的深深敬意和谢意，同时也表达对《大是大非》这本诗集的策划人、编辑、出版人，以及众多读者的深切谢意。

之所以对刚刚获得的作家奖心存感激，是因为我极为看重“作家”这一特别的称谓和定性。长期以来，我秘密地、近乎执拗地将诗人大致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诗人，一类是作家型的诗人，一类是非作家型的纯诗人。两种类型的诗人，各有各的伟大诗人，当然，也各有其平庸诗人。依我的区分，在唐代诗人群中，李白属于天纵英才的、非作家型的纯诗人，而杜甫、韩愈则属作家型的大诗人。作家型诗人身上的这个作家，就常态而言是个不起眼的读者、写者、思考者，穷其一生坐在头脑和心灵深处，有时是个枯坐的、多少有些刻板的抄写员，有时是个旁观者、见证者，觉得两眼不够用，所以在两只眼睛后面睁着第三只眼睛，观看世界和自我。这个作家，躲在诗歌写作的暗处，负责掌管诗句后面的世界观、日常性、哲思、疯狂、理性或反理性、认知范式、诗歌逻辑，所有这些层面的判定、波折、建构。作家的称谓本是极为广义的，如果它狭义地、确切地落在某个诗人头上，意味着他的诗歌写作被纳入了某种“定性”：此一定性，是对写作所具有的工作性质、读写立场、思想者形象的描述和修正。我不是说作家型诗人就不能像纯诗人那样去写抒情的、伤感的诗作。我的意思是，如果作家型诗人一定要抒情，要流泪，我想他身上的那位作家先生，也会往吧嗒吧嗒落下的眼泪里添加更为复杂的、不那么优美和纯洁的、有时甚至是非抒情的成分，添加观念的、知性的、材料的、工作与生活的、时代精神的成分。总之，我把诗人身上的作家，看作一种命换命的转换机制，介于种种借身与换身之间，众我与无我之间，暗想与确知之间，遵从与反对、优雅与别扭、直觉与分析性之间。

身上有无这个作家，不只可以据此区分出不同诗人，小说家又何尝不是如此。我所敬仰的且持续阅读的小说家，无一例外也同时是大作家。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一例。卡夫卡笔下那位土地测量员，白天出门，按照1：1000的比例，将真实世界缩略和平移到图纸上，晚上回到家中，回归自我与生活的1：1。卡夫卡本人，既不在1：1000那边，也不在1：1这边，而在这两个处所、两种语境的回还往复之间。那位土地测量员的定性，正是小说家卡夫卡身上那位作家的定性。

将眼界放得更为宽阔、更为开放一些，在从事各种不同创造性工作的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作家”。作家，是个特异的、定音鼓般的、压舱石般的转换，区分和定性。你所拍出的电影，你所画出的画作，你所创作出的雕塑和装置作品，你谱写的音乐，甚至你的钢琴或大提琴演奏，甚至你的数学和物理学研究，你的史学写作、经济学写作、理论写作、考古学和地理学写作，无论在哪一种境况中，你身上有这个作家，或是没有这个作家，其思想的、书写的、工作的和创造的性质，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所说的这个作家，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写者和思想者、不同的逝者和生者身上，或许是同一个人。这个作家，是总括式的汇集和塑造，是柏拉图所说的“杂于一”，所以能够被不同的诗人、小说家、人文学家和科学家、电影人和艺术家所共享，足够所有这些人分身，借身，投身和献身。就身份确认而言，作家，是个原喻般的追问，事关“我是谁、来自何处、去往哪里”这样一种对起源的眺望。我将作家的称谓和定性，看作必不可少的黄金和空无，随时随处带在身上。我在《大是大非》这首诗中对此有所描述：

金的用量，就这么多，足够远行者承受和携带。

每一个身上有作家的人，遇到另一个身藏作家的人，会彼此一眼认出。而这，可能是一个作家一生中最值得珍惜、最为幸福的事。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