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看人。诗和思想的关联因人而异。在有些诗人那里，诗确实喜欢反思思想。 

这意思是说，诗不反思自身，但是诗喜欢反思思想。 

在诗中，哪怕是最微小的事物都经得起思想的最大的反思。 

迄今为止，叶芝对现代诗作下的定义仍然是最好的：诗是和自我争辩。 

在有些诗人那里，这既是一种复杂的争辩，同时也是一种温柔的争辩。争辩的复杂性针对的是生存的背景，而争辩的温柔的那一面则在于风格的自觉。 

另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最有天赋的古代诗人却很少和自我争辩。比如，李白的诗就很少触及自我争辩。但这并不说，叶芝的体会就不适合古典诗人。李商隐的诗仍然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争辩。杜甫的后期的诗尤其充满了自我争辩。至少，我愿意从这个角度去重读杜甫。 

如果有人真的想问为什么李白的诗绝少自我争辩，那么他不妨去想想文学史为什么会将李白看成是诗仙。神仙是不会和自我争辩的。但这很可能也只是表面现象。 

人们总想诗歌史为诗人服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诗歌史只为诗的神圣服务。虽然从现实的处境看，诗人们觉得诗歌史有时没能充分体会他们的工作，但从诗的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委屈——即诗人在诗歌史的语境中所感到的委屈，会对诗人的成长有莫大的帮助。 

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诗歌史，一种以诗人的工作为目标，一种以诗的审美价值为目标。人们有时会盼望存在着一种能将这两种类型融合起来的诗歌史模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真的有能融会这两种类型的新的诗歌史出现，那么，读起来也许会很好玩，但这种诗歌史只会是一种诗的风俗史。 

没有新诗的革命，也就没有新诗的传统。但诡异的是，人们常常误以为新诗传统是建立在新诗的革命的基础上的。这是对诗和传统的之间的关联的最深的误读。 

在诗中，任何革命只是在激活一种诗的传统。对有些人来说，这被激活的传统是旧的。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被激活的传统是一种新的传统。 

也不妨这样理解，新诗之所以发生，在于它意识到了一种需要激活的新的传统。 

在有些人那里，只有诗的直觉。在另一些人那里，只有诗的领悟。而在此两种情形之外，对有些诗人那里，只有诗的可能性。 

称呼的不同，一方面在于观念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在于角度的不同。 

在触及诗和直觉的关系的时候，如果可能，我宁愿使用角度，也不愿动用观念。 

朦胧诗只是为一种诗歌史写作的诗。这不是朦胧诗的错，也不是诗歌史的错，这只是一种可以借鉴的错误。 

人们喜欢谈论诗意甚于谈论诗道，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懒惰。很可能也是一种完全无害的懒惰。 

在有的诗歌传统中，只有诗意。在有的诗歌传统中，只有诗道。而在我们的传统中，诗道和诗意都有自己的领地。如果再细分的话，诗道也许更像是一个领域。而诗意更像是一种空间。 

诗道和诗意，是诗的硬币的正面和反面。 

你不可能发明诗道。但有时候，你确实可以发明诗意。 

诗是一种神秘的视野。并且，这种视野是诗的最平凡的一种功用。 

人们常常谈论诗的危机，殊不知这所谓的诗的危机，只是这些谈论者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文化依赖感的一种危机的表现。 

这就是说，人们常常用他们自己在文化境况中感到的危机去指认诗的危机。这种指认本身已经很愚蠢，更愚蠢的是，那些针对所谓的诗的危机的言辞。 

诗没有危机感。这是诗的高贵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也许某些诗人会在特定的文化语境里感到某些危机，但那只是他个人要解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