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贬低对诗的解释。以为诗只是需要理解。其实，仅凭对诗的理解还远远没有触及诗的奥秘。简要地说吧。诗需要解释远远甚于诗需要理解。 

在通向诗的道路上，理解往往只是一种活动。一种心理活动，多半还要受到情绪和见识的影响。而解释则是一种实践。一种审美实践。它的本质是，你得对你拿到的那首诗做点什么。

诗本身已是答案。这道理简单得就像，宇宙本身已是一种答案。 

从问题开始的诗，最终都会流于无趣和乖戾。 

喜欢抱怨的人不会在诗中找到诗的乐趣。 

诗可以愤怒，但记住，诗不可以抱怨。抱怨是诗的真正的敌人。 

诗可以愤怒。但是，诗的愤怒是一种神秘的愤怒。 

诗不会随便发火。想发火的话，人们完全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 

诗必须勇敢。在古典时期，这也许算不上是诗的一种品性。但是在现代，这却是现代诗是否写得有境界的一种标识。 

我们的生存中有很多困境。但没有一种困境是由诗造成的。 

在诗的辞典里，困境并未收录在其中。而人们却喜欢把自己的困境和诗的困境混为一谈。 

喜欢将自己的困境等同于诗的困境。 

凡是以困境为标题的诗歌批评，几乎都是从自欺和无知开始的。所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诗不必为困境浪费时间。 

诗的写作进行到哪一步，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更依赖领悟，还是更依赖意识？ 

对于那诗的境界，靠悟性来把握，和靠意识来领会，这两种途径所导致的结果，竟然会如此不同。原因就在于诗包含了一种强力的选择。所以，有时，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革命。 

不触及革命的诗，几乎不是诗。 

诗的革命，在文学史的形象学里，被说成是人为的结果。在反思五四时期新诗的革命时，郑敏曾断言，那不过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行为。其实，诗的革命表面上看好像是由少数 

人借助某种现代话语权来操控的，但是，真正的动因却是来自语言本身的流变。 

诗的革命，不仅仅是人为的结果。它更是语言内部的一种自我突破。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那些试图探讨如何避免诗的革命的人，实际上是在剥夺历史中比较有趣的那一面。 

对某些人来说，诗是一种升温。闻一多曾热烈地表白：我的心中也有一团火。 

而对某些诗人来说，诗是一种神秘的降温。给那最热烈的东西以一种有趣的形式。 

不懂得降温的诗人，应该去铁匠铺当两月的学徒。这意思是说，经常干点粗活，有利于诗歌出汗。不出汗的诗，相当于做爱时喜欢偷懒。 

人们常常以为写诗写到一定程度后，要再上一个台阶，就必须靠悟性了。缺少悟性,很难领略到诗的奥秘——这是流行的诗学经常想向人们灌输的东西。 

这有错吗。从理论上说，泛泛谈论悟性，总不会错得太离谱。 

也许问题应该这样问：这种说法对现代诗适合吗？ 

如果我们考虑到现代诗的写作背景和战略走向，这种说法和诗歌写作的之间的不谐调，就会浮现出来。 

从想象力的模式看，悟性更适合描述古典诗歌的写作。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写作品质，悟性更多地站在古典诗学一边。悟性推动的是想象力的穿透性。但是从现代诗的写作情形看， 

与其说诗人需要悟性，不如说诗人更需要综合的意识。 

相对于现代诗要处理的东西，仅凭诗人是否有诗的悟性，已远远不能说明我们的诗歌写作的实际状况。我们要处理的题材和主题，让我们更依赖综合的意识。 

从想象力的能力来说，与人们的错觉相反，诗的悟性远远低于诗的意识。换句话说，在现代写作中，意识所起的作用比起悟性来说要深远得多。 

人的愚蠢永远都有优势。但这不该是悲哀的理由。 

或者是否也可以这样说，人的愚蠢永远都有优势，它根植于生物的多样性的一种内在的喜剧。诗不针对愚蠢，但愚蠢喜欢却针对诗歌。因为诗歌常常让愚蠢感到一种无所不在的压力。 

在愚蠢和聪明之间，不存在诗能做出的选择。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在这种情形下，诗会选择聪明，这其实是一种愚蠢的想法。 

无知是诗的最大的天赋。在无知和天真之间，存在着一种选择。它不完全是诗的选择，但却和诗的秘密有莫大的关系。此外，无论这种选择怎样进行，都是令人愉快的。愉快通常不包含深刻。但这种愉快里却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深刻。 

人们常常忘记的是，在诗歌中，深刻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愉快。 

人们更容易忘记的是，美从来不跟深刻讨价还价。这就是一种境界。或者，境界的反应。相反，深刻却总喜欢拽着美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