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体的诗，与其说是一种诗人的自律，不如说是一种诗的冒险。 

或者，也可以说，只是从艺术的冒险的角度，写得体的诗是值得看重的一种东西。 

得体的诗不反对任何东西，尤其不反对不得体。它只是对诗的得体的一种自觉。 

不可思议的是，得体的诗往往只存在于我们谈论诗是否得体的那个特定的语境之中。 

我们有时必须用得体的诗对诗的得体做点什么。 

我们不便公开讲，诗必须写得体。但是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问题。以卞之琳为例， 

从诗人个人的写作生涯上看，直到写出诗集《慰劳信集》时，他才写出了得体的诗。但从文学史上讲，你也可以说，新诗直到卞之琳的出现，才开始写出了得体的那一面。但卞之琳的迷误在于，他的天赋让他太在乎诗的得体。 

我不是在反思什么，也不是在暗示什么，我只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用现代汉语写诗的人，我们都是卞之琳。这样说的目的，不是说我们都要成为卞之琳那样的诗人。而是说，只要用现代汉语写，不论我们的写作起点从哪里开始，我们都会路过卞之琳。 

你可以这样看，顾城是卞之琳发明出来的语感的一种延伸。也可以这样说，卞之琳不过是顾城的另一个版本。他们两人之间的关联，就像诗歌史里存在着暗道一样。 

诗，说白了，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诗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也可以这么讲，与其说诗人之间是一种兄弟关系，不如说诗本身是一种兄弟关系。 

就像极端一样，在诗歌中，激烈经常是一种精明的乖戾。 

没有人知道诗歌该不该走极端。但我们确实可以依据心智的力量和审美的品质判断出，极端走到哪一步还没有减损诗的高贵。 

几乎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文化场合里，你都没法讲明白诗的高贵是怎么回事。但是， 

这种情形绝不是诗的高贵本身有什么问题。 

问题仍然在于你遇到的是什么人。而且，更为吊诡的是，问题很可能永远都在于你遇到的究竟是什么人。 

诗如何和生活发生的关系的例证之一是，无趣的人常常对身边的事物感到奇怪。而性情的人在面对同样的事物时则感到好奇。 

好奇是诗的油门。不知道怎么踩的人通常也对诗的速度浑然不解。 

有时，我们可以通过诗人和时间的个人关系，来鉴别他处理普遍性的题材的能力。 

第一种情形是，在有些诗人那里，诗有的是时间。丰富的时间，充沛的时间，焕发的时间……。 

第二种情形是，在另一些诗人那里，诗只有很少的时间。紧张的时间。坠落的时间。狭窄的时间。 

这里，说能力可能有点残酷。也许，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通过诗人和时间的个人关系，来看待他处理普遍性的主题的机运。 

诗，表面上看去不讲究运气。 

诗的运气比诗的灵感要好玩的多，也深奥的多。但是，诗的灵感在文学史的会客厅里更受欢迎。这种情形在将来也不会多少改变。不必为此感到不快。因为这或许正是诗有运气的一种表现。 

说一首诗写得很有运气，比说它写得好更有启发性。是的。运气有时就是一种启示。诗的运气尤其是诗的自我启示。 

诗的批评中有一道门槛，就是你是否完全意识到了将诗分为有运气的诗和不走运的诗的那两种情形。 

在诗和运气的关联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写诗不靠运气，但我们却经常能写出有运气的诗。 

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假如没有诗……？ 

人们总想让诗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诗不解决问题。这恰恰是诗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

诗不解决问题，这不是诗无能的表现，这恰恰是诗有能力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问题时的最根本的原因。 

诗歌史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呼吁，要求我们写出的诗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按这样的诉求，写出了试图解决问题的诗，那么，随之而来的责难和愚蠢会更多。 

人们无法解决的问题，诗其实早已解决。